米德嘉德大学奥法研究院，共有十位正教授，乔安给每一位教授都写了一封信，内容完全相同，除了例行公事的问候和自我介绍，重点其实只有一句话：

人活在世上，究竟有什么意义？

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乔安很久，以他高达29的智力属性也想不出一个能够使自己心安的答案。

当初他决定离开母校莱顿学院，转而报考米德嘉德大学奥法研究院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进入更高层次的学府，向学识更渊博的教授们寻求帮助，解答心头的困惑。

乔安以一种非常虔诚的态度，在信中向教授们提出这个问题。然而人与人之间最难的就是相互理解，他在信中提出的这个问题似乎与学业无关，使很多教授感觉受到了冒犯，甚至被他这种出格的做法惹恼。

限于学校规定，教授们又不好不回信，多数给乔安的回信只有一句话：

“本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。”

潜台词显而易见：教授们对提出这种幼稚问题的学生也不感兴趣。

还有一位教授，在回信中以讥讽的口吻如是说：善于思考的维达先生，您应该报考神学院或者哲学院，那些地方更适合您寻求人生的意义。

这还不算态度最恶劣的。

有一位青年教授，甚至在办公室里公开拿他的来信当笑柄，当着同事们的面断言“乔安维达是个十足的书呆子”，“思想消极，幼稚可笑”，“他需要的是心理医生，而非奥法导师”。

不幸中的万幸，并非所有教授都把乔安的来信当成笑料，还有三位教授以比较诚恳的态度给他回信，并且尝试在信中回答他提出的问题。

富兰克林院长就是三位认真回信的教授之一，他在信中讲了很多人生哲理，鼓励乔安积极乐观的对待生活，还说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做出的社会贡献，哪怕终究难逃一死，子孙后代也会铭记他为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做出的贡献。

富兰克林院长在回信中表露出的积极乐观态度，崇高的使命感，与其“启蒙思想家”的身份正相称。

院长先生讲述的这些道理，其实乔安都懂，但是他觉得富兰克林先生误解了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。

乔安关注的重点不是一个人死后是流芳百世、遗臭万年抑或无人问津，这些都是来自他人的评价，对于一个死者而言，无论身后获得的是赞赏、批评抑或遗忘，他都无从得知，又有什么意义？

关键在于，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要如何说服自己坚强的活下去，尤其是在遭受挫败、打击和痛苦时，意识到人生苦多乐少的时候，意识到个人乃至宇宙都注定难逃毁灭的时候，难免会滋生出莫可名状的荒谬感和空虚感，这种时候，要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，而非果断的选择结束生命。

人生在世需要面对很多问题，所有问题当中最严肃的一个，莫过于“自杀”。

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还有必要思考其它问题。

如果把人一生经受的“痛苦”和“幸福”分别赋予效用数值，进行加权统计，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，痛苦总效用其实要远远大于幸福总效用，两者相抵，剩下的净值都是痛苦。

从数学统计的层面来讲，除了极少数幸运儿，世上绝大多数人努力活一辈子就是为了遭罪。